赣文化说略

江西地处吴头楚尾，又称江右。东部是武夷山，西边是幕阜山，南面是五岭，只有北面与长江相通。公元四世纪以后，随着中原人民的南迁，中原的先进技术、工具和文化思想也随着源源进入江西。唐、宋之际的江右文化无疑要比吴头、楚尾两处稍稍高出一筹。东晋的文学大家陶潜、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就是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。宋、明以来，以正统儒学自居的理学、心学，不论是周、朱，或是陆、王，其学术活动也以江右为中心，并向周边省份辐射，以影响全国。所以赵宋以后的江右出现了特殊的人才链现象，为全国所罕见，如临川二晏、波阳四洪、新余三孔、金溪三陆、宁都三魏，以及南丰曾巩一门六杰，修水陈宝箴三代英才，都成学界佳话。正因为出现这许多文学大家以及延续几代人的文化世家，才营造了荦荦大端的江右文化。

江右文化所以繁荣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即文化名人乐于兴办书院，书院又培育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已。据统计，历代江西共有书院九百余所，其中以宋代为最，以致有“江西书院甲天下”之说。书院多，读书的自然多。读书的多，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自然也多。宋代江西有进士5000余人，状元12人。元代有进士600余人，状元3人。明代有进士3000多人，状元17人。读书的士子多了，其中自然不乏忠臣良将，例如著名的文天祥、谢枋得，不仅为江右的英雄，而且是民族的典范。

除开正宗的以伦理为核心、以管理百姓为目的的儒学之外，封建时代的科技、戏曲、宗教、诗歌、商业等虽不为儒学所崇尚，但又为封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生产、生活、娱乐、情感所需要，江右人在这方面的贡献，仍不容忽视。科技方面，如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、曾安止的《禾谱》、张潜的《浸铜要略》、余煌的天文历算，以及容洪迈杂经史、星相、医巫为一体的《容斋随笔》，都对封建时代的科技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。用以表情言志的诗歌，如黄庭坚的江西诗派，杨万里的诚斋体，姜夔的白石体，都各建门户，各领风骚，对后世的诗词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戏曲在封建时代虽被视为末流，但亦为人们感情的生活所需要。汤显祖的《临川四梦》、蒋士铨的《藏园九种曲》等精湛之作，对人性的复苏与回归有明显的启蒙作用，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生活，在文化史上功不可没。中国的宗教不论是外来的或是本土滋生的，都有很强的包容性与渗透性，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。佛教里的一个重要派别禅宗，其中的曹洞宗，沩仰宗、黄龙宗等都以江右为基地，形成气候，再扩展至其他地域。禅宗的顿悟，还直接影响了儒学，是心学的理论基础。道教里的天师教，由北而南，最终选择了江西的龙虎山为其大本营。封建时代四民之一的商人，除了晋商、徽商之外，就数赣商了。元、明、清各朝在湖南、贵州、云南经商，多是江西人。

江右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缩影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既具有封建文化的共有特征，又具有自给自足的盆地型农业文化的特色；既具有正面的巨大成就，又伴随着一定的负面性。

半封闭的盆地型自然环境，从先民时期起就使江右的民众崇尚巫鬼、喜好方术。这一民俗，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江右文化的方方面面。使这个地域文化蒙上了神秘的色彩。据说，西汉时的梅福，以儒为业，通《尚书》、《谷梁春秋》，曾做过南昌尉，后入山仙去，今南昌附近之名胜梅岭与就梅福有关。东汉时的程雪、唐檀、徐稚等均习《公羊·春秋》、《京氏·易》，但他们研习的结果，都偏好灾异、星占，以儒学行方术。东晋陶潜亦未能免俗，晚年乐于撰写《搜神后记》。道教形成后，分成丹鼎派与符派。江西则接纳了由天师一派的符，并由符而派生出星相、风水堪舆。再以绘画为例，受禅宗影响的董源，开创了南宗山水画派，同样植根于江西。

江右文化奠基于商周，形成于汉唐，发达于宋明，衰落于近现代。清代中叶海禁一开，江西作为江南交通枢纽的地位顿失，使原本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的江右文化陷入困境。